學術評價何以會淪落到“雞肋”的地步?

  • 來源: 學府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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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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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聽人說: “被別人評很痛苦,評別人更痛苦。”這話表明,我們離不開學術評價,可是又難以愉快地接受它。這里就引出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 學術評價何以會淪落到“雞肋”的地步呢?

  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學術評價

  作為職業學者,我們取得學位,發表論著,爭取課題,得到職位,獲得頭銜和榮譽,無不需要經過學術評價。我們都有被評價的時候,也有評價別人的機會。學術評價時刻發生在我們身邊,構成我們學術生涯的重要內容。可是,據我所知,我們中有不少人并不喜歡學術評價,甚至懷疑它的實際意義。常聽人說: “被別人評很痛苦,評別人更痛苦。”這話表明,我們離不開學術評價,可是又難以愉快地接受它。這里就引出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 學術評價何以會淪落到“雞肋”的地步呢?

  我們知道,古人論學,有“藏之名山、俟諸后世”的說法; 中國傳統學術中長期沒有形成系統的評價機制,一部論著的價值,一個學者的地位,大抵取決于同行的“口碑”。良好的“口碑”固然同一定的學術標準相關,但畢竟帶有“模糊識別”的性質。而且,人緣、師承和利益,往往對“口碑”產生某種說不清楚的支配性影響。以“口碑”來評價學術,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今天。

  我們經常會碰到兩種反差鮮明的情況: 某些學者,其論著數量不多,書評很少,引用率不高,也幾乎沒有得過獎,但是在同行中間“口碑”甚好,被公認為學界的重要人物; 另一些學者著述豐贍,書評很多,經常得獎,各種頭銜也有一長串,可是在學界卻沒有什么“口碑”,也談不上什么地位。系統而嚴格的學術評價,從理念到制度,再到操作方式,都起源于歐美。歐美現代學術重視即時的發表,離開了發表學術成果的機制和載體,譬如學術會議、專業刊物和出版機構,就幾乎無從談及學術。

  公開發表的目的,是要讓學術成果為同行所了解,供同行來評價,并給同行的新研究充當繼承或超越的對象,從而形成一個知識和思想生產的良性循環。因此,學術評價的本來意義,在于評判學術的進展,鑒別學者的貢獻,規范學術行為,激發學者的創造力,以達到推動學術發展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學術評價,就談不上真正的學術。另外,對于學者個人來說,學術評價與職位升遷、工作報酬、專業聲望和學術地位息息相關; 對于一個以學術為主要事務的機構來說,學術評價則關乎它在本行業中的聲譽和競爭力。

  學術評價的意義如此重要,在中國何以會蛻變到反面,成為眾口一詞加以詬病的對象呢? 這肯定是因為其中發生了偏向,產生了流弊。最近十多年來,相關的討論文章不時見諸報刊和網絡,其數量可以百計。論者幾乎異口同聲地聲討現行學術評價的制度和方式,認為存在若干嚴重的弊端: 一曰“行政主導”; 二曰“過度量化”; 三曰“以刊評文”。

  另外,還有文科學者抱怨說,管理部門普遍采用理工科的模式,片面強調引用率和影響因子,而不顧及文科的特性,違背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規律”。進而言之,由于學術評價的不合理,以致學術界流弊叢生,丑聞不斷,浮躁成風,嚴重損害了學者的聲譽,也阻礙了學術的進步。

  為什么學術評價在引進到中國后,其功能和意義會發生這樣的“異化”呢?多數論者把責任推到了制度和方式上面。他們認為,學術評價本身是必要的,但是制度和方式不好,以致為禍不淺。基于這種判斷,他們提出了技術主義路徑的解決方案: 推行“代表作制度”,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評價方式,或者是“同行評議加適度量化”。還有人提出,要建立合理的期刊體系和標準,使“以刊評文”具備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問題真的是單純出在制度和方式上面嗎? 僅僅是調整制度,改變方式,就能革除學術評價中的流弊,使之成為中國學術發展的推動因素嗎? 如果我們從社會和文化的視角來看問題,就可能發現事情不一定是這樣簡單。任何本身良好的制度和方式,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由文化特性不同的人來操作,就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目前我們在學術評價方面實行的機制和方法,其實都是從歐美引進或仿效而來的。這些起源于歐美、并且長期行之有效的東西,卻在中國發生了變異,甚至是“異化”。其中“異化”最明顯、危害最嚴重的,莫過于“同行評議”( peer review)。三百多年前,英國人發明了“同行評議”的辦法,以評判科學文獻的價值; 后來經許多代人的發展和完善,逐漸運用于論著發表前的評審,論著發表后的評價,學位論文的評審,課題立項和結項的評審,以及學術獎勵的評審,成了學術評價的基本方式。中國在什么時候引入“同行評議”,我并不清楚; 但對它近年來所產生的變異和危害,卻也有些親身的觀察和體會。

  我覺得,促使“同行評議”發生變異的第一個因素,在于權力部門的過度介入。許多由政府機構控制的評審項目,無論立項還是獎勵,舉凡專家的遴選,評議對象的選定,評議程序的安排,評議結果的確定、公布和利用,全由管理部門一手操控。誠然,管理部門通常組建專家庫,采用隨機抽取的方式確定評審專家。但是,這個專家庫究竟如何產生,專家名單如何敲定,評議人是否回避,這類問題并不明確; 對于評審的方式和程序,參評的專家并沒有發言權; 評審的計票,結果的產生,專家通常也不知曉。

  現在,越來越多的刊物也采取同行評議的辦法,對論文做發表前的鑒定。但是,在專家的選擇、評議的方式、評議結果的運用等環節,刊物的負責人和編輯人員掌握著決定權。有時,經幾位評議人同時否決的某篇文章,最終仍能見刊。還有刊物自設學術以外的各種內部標準,或者采用“一票否決”,把同行專家的評議置于次要、甚至是無關緊要的位置。

  扭曲同行評議的第二個因素或許是人情。我們常說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表面上的“溫情脈脈”讓人模糊是非,放棄標準,把學術問題“人情化”,使學術評價成為報答友情、維持臉面或打擊對手的手段。在官方主導的評審中,往往強調政策傾斜,特別照顧某些類別的人群或地區,這實際是一種官方“人情”。

  在學者方面,基于師承、同學以及利益交換而形成的“人情”,在學術評價中更具有一邊倒的影響力。同“人情”相聯系是金錢。說項,請客,送禮,以達到影響評議結果的目的,這早已是學術界的積習。一旦有學術評審的事由,評議人總會接到許多的電話、短信和電子郵件,總會遇到來自各種渠道的請托。

  雖然也有匿名的機制,但是評議人從論題、風格和論證的內容,都不難猜出其作者。有時,評議人考慮到被評者的切身利益和處境,就以“放人一條生路”為托詞,堂而皇之地枉顧學術標準。在會議評審時,參會者相互達成利益交換的默契,不考慮學術因素,心照不宣地瓜分利益,這也幾乎成了慣例。即便是正直的人,也因為不愿得罪其他參會者而違心地從眾投票。

  書評作為同行評議的主要形式,更是“人情”泛濫的重災區。許多書評乃是請托的產物,有人甚至自己草擬對自己著作的評論,以別人的名義發表。不難想見,這些由“人情”所主宰的同行評議,怎么會看重學術標準、怎么能體現公正呢? “中國式人情”的強大力量,就這樣把同行評議變成了學術舞弊的遮羞布。

  敗壞同行評議的第三個因素,可以說是學術標準的缺失。具體的評議人在學術眼光和判斷力方面參差不齊,這是常有的事; 但是,有些學科在整體上缺乏學術標準,不能對一篇論文、一部書稿和一個課題的學術價值做出確切的評價,其評價方式帶有“口碑”式的模糊性。

  在我參加過的一次學位論文審查會上,雖然好幾位與會者不是同一領域的專家,但是都發現某篇論文在論題的界定、材料的運用和立論的方式上,根本不合史學的基本要求,也沒有邏輯上的合理性,于是就投了反對票。可是,這篇論文在通訊評議中卻得到了全優的評價,在答辯時也被認定為“優秀”。難道所有的評議人都是糊涂昏聵之輩? 難道他們都讓人收買了? 肯定不是這樣。可能是因為這個學科自身不成熟,還沒有形成嚴格的學術標準。在我們的學術界,這樣的學科也許不止一個。

  權力支配,人情主導,標準缺失,三者只要居其一,都會使學術評價的意義受到嚴重損害; 可是,在我們當前的學術評價中,往往是三者一起發生作用,多路夾擊,來自歐美的同行評議,怎么可能不水土不服以致徹底變質呢?

  細究起來,我們在學術評價中面臨的種種問題,固然同制度有關,但并不單純是制度方面的問題。它們還牽涉社會環境和文化取向。在歐美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中國就發生“橘過淮則枳”的變異,這不由得促使我們反思中國的學術文化。現在各國交流的渠道通暢而便捷,制度的移植和模仿真是輕而易舉的事;但要使制度合理地運作起來,若不從社會和文化著眼,就根本是難以想象的。純粹的技術主義路徑,不可能真正解決學術評價中的問題。

  針對當前學術評價的狀況,有人提出,只要把學術評價交給學術共同體,許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的確是有見地的主張。可是,我們現在真有學術共同體嗎? 就算有,那又是一個什么樣的學術共同體呢? 這個學術共同體能夠很好地操持學術評價嗎? 上面說到的“人情”和標準問題,難道不就是發生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嗎? 如果這個學術共同體充滿腐敗,缺乏自律,學術評價的權力落到它的手中,還能指望產生良好的結果嗎?

  以美國學術評價的經驗來看,構建自律( 自主) 的學術共同體,既是學術評價存在的前提,也是它良性運作的依托。

  自律的學術共同體不是一般意義的學術界,也不是歐洲現代早期那種沙龍式“人文圈”,更不是某種以象征物來維系的“想象的共同體”。它是由學者以專業為基礎自愿結成的眾多學術團體、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組合而成的。

  專業性和自律性是這種學術共同體最突出的特點。專業性消除了學術的泛化,便于形成通行的話語方式和專業標準,這一點不難理解。在這里我想突出強調“自律性”的意義。“自律性”( autonomy) 這個詞在哲學、政治學和醫學上各有講究,但我要側重談的是另一方面的含義。

  在美國,所謂學術共同體的自律性,首先體現為自主結社和自主運作。學者們自愿結成以專業為基礎的學術團體,這種團體不是經權力機構的批準而成立,而只是在成立時履行注冊等法律手續。學者們自主創辦同人性質的專業刊物,這種刊物不為刊號所限,而是借刊號以取得連續出版物的身份。學者們自行召集學術會議,這種會議可以依托學術團體,也可以由學術刊物或學者自己發起。團體、刊物以及其他民間機構還舉辦學術評獎,以樹立學術標桿,鼓勵追求精深而高明的學問。

  可以說,這種由團體、刊物和會議所構成的組合性學術共同體,不啻是一個開放的學術討論和批評的空間,是學術秩序的建設者、維護者和監督者。有人說,大學也是某種學術共同體; 但我覺得現代大學更像一種利益共同體,它一方面受行政權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采用資本的運作方式。要求它承擔學術共同體的功能,可能是不現實的。

  學術共同體的自律性,在美國還表現為“自主立法”。據說,“autonomy”的原意就是“自我立法”。對于學術共同體來說,“自主立法”包括制定學術規范,建立學術標準,形成學術倫理準則。這里的“立法”,當然只是一種“隱喻式”的說法。學術界的“法”不是由立法機構來制定的,而是經過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各種慣例和共識,包括學術界共同遵守的研究方式、評價標準、倫理規范和獎懲機制。學術界的“法”既有成文法的精細和明確,也有習慣法的慣性和穩重。最后,這種自律性還落實為學術共同體的自主約束。

  學術共同體的成員大都遵從學術規范和專業標準,進而形成認同感和歸屬感; 學術共同體則通過自主行動來執行學術規則,貫徹學術標準,維持學術秩序。一方面,共同體成員基于信譽、良知和羞恥感,要為自己的學術行為承擔責任; 另一方面,共同體則擁有某種“追責”的權力,可以對違規的學者進行處罰。無論是發表還是評議,共同體成員大多能自覺遵循相應的標準和倫理; 違規行為必受到共同體成員的一致譴責。那種為抄襲和剽竊的指控說情、請愿的事,大約是十分罕見的。

  美國這種自律的學術共同體,其形成和維持同某些“心靈的習性”和“做事的方式”密切相關,而且也離不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會政治環境。就我個人在美國的知見而言,各種學術共同體的組織、運作以及風氣,都打上了美國社會和文化的鮮明烙印。在那里,人群中形成“自發秩序”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學術的民主和自由也給人深刻的印象。沒有什么學術權威是不可質疑的,沒有什么學術觀點是不可挑戰的,也不存在對學界前輩的恭順和屈從。

  學術是自由而開放的領地,任何壟斷和霸權都不為共同體所接受; 學術評價也是自由、平等的對話,尖銳的觀點對立,激烈的學術爭論,通常不涉及個人恩怨和私人感情。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學術社團,還是學術刊物,在經濟上都不依賴于政府撥款,也不單憑某個人的捐贈,而是依靠學者繳納的會費以及其他募捐。這種經濟上的獨立性,是其自主性的基礎和保障。

  在美國的自律的學術共同體內部,實行一種復合的學術評價機制。這種復合的學術評價機制,對于維持學術界的秩序,鼓勵有益的學術探索,懲處學術界的弊端,推動學術的良性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這就是說,學術評價應當是、而且從來也是學術共同體的內部事務,不涉及外來權力的干預。雖然政府和大學也可能干涉學術評價,但是這些干涉通常會受到學術共同體的一致抵制。而且,自由表達的權利,終身教職的制度,都能起到保護學者、維護學術共同體的自主性的作用。

  就對成果本身的評價而言,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自主地制定評價的規則、標準和程序,并且主導評價的過程,公布和運用評價的結果。至于“以成果為指標的評價”,也就是借助成果來評價其作者和作者所在的機構,則通常需要學術共同體和相關機構的合作。在對成果本身的評價中,學術共同體采用的是復合評價的制度,包括學術會議的評議和討論,發表前的評審,發表后的評價,以及學術評獎。

  在美國學術界,學術會議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學術評價的過程。學術會議的組織者對申請參會的論文進行評審; 在會議討論中,報告、評議和問答等流程,都是對提交的論文進行學術評價。論文和著作在發表之前,須以雙向匿名審稿制進行評審,通常由兩名同行專家評審; 在出現意見分歧時,另找第三人評議,以多數意見作為取舍的依據。

  論文和著作一旦發表,便成為公開評價的對象。專業刊物所組織的書評,乃是這種學術評價的主要方式。這種書評不是作者約請,也不是出版方提供,而是完全由專業期刊自主操作。刊物的編輯遴選擬評書目,再找合適的專家來評議。這種書評一般具有兩重功能: 一是鑒定被評著作的學術價值,二是提供最新學術成果的信息。美國許多專業史學刊物都用一半左右的版面來發表書評。

  以《美國歷史評論》為例,一年僅出五期,而刊登的書評則多達一千來篇。除了發表短篇書評外,許多專業刊物還組織圓桌會議,發表專題文章,對學術趨向和前沿進展加以掃描和“概念化”,并對某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著作進行“回顧性”評論。

  由此看來,專業學術期刊與其說是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不如說是學術評價的平臺。學術評獎則是學術共同體維護學術標準、顯示評價權力的又一個重要方式。對于公開發表的論文和著作,學術界以各種名義進行評選和獎勵。評出的論著必是當前階段最優秀的作品,能夠體現新的學術風氣和研究取向,具有某種標志性的意義。我們知道,同樣是評獎,由誰來評,如何評,以及評多少,都直接關系到獎勵的真實性和實際意義。

  如果評獎由政府主持,那么政治和政策的考慮就會占據優先位置; 如果采取簡單的投票方式,就會減損學術的含量; 如果以自我申報為基礎,就無異于作者變相索要獎勵; 如果一次評出的獎項過多,就等于是濫施榮譽,大大減損獎勵的“含金量”。美國的學術評獎通常由學術團體和其他民間機構主持,采取提名制,經過多重篩選,最終獲獎的通常只有一種論著。就我所知,美國史學界的成名學者,大多曾有某種論著獲得重要的學術獎勵,其學術地位便由此奠定。

  當然,并不是說美國的學術評價就沒有弊端。其實,不少美國學者對他們的學術評價制度和現狀也有尖銳的批評。不過,相對說來,我們更應重視其正面的經驗。現在不少人反感那種言必稱美國的做法,而且還有人呼吁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權。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中國目前通行的學術評價制度和方式,基本上是從歐美引進的; 我們要使學術評價發揮它應當發揮的作用,而不是成為學者的緊箍咒和學術發展的絆腳石,就必須深入了解歐美學術界的經驗。

  否則,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方式,一旦移植過來就會發生變異,甚至完全走到它的反面。抱怨于事無補,自大也不能解決問題,我們現在要做的還是老老實實地反思和借鑒。

  對照目前國內學術評價中存在的弊端,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問題都同缺乏自律的學術共同體有關系。為什么權力、人情和金錢能夠輕易扭曲學術評價? 為什么許多專業領域長期不能形成有效的學術標準? 如果存在自律的學術共同體,這種狀況是不是能夠避免或緩解?具體說,管理部門的介入是難以避免的,權力對于學術評價也未必完全有害。特別是在“以成果為指標的評價”中,由于評價的結果直接關系到資源和利益的分配,因而管理機構的作用就更加突出。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在發表、立項、評獎和職稱認定等環節,管理機構的權力取代了學術評價。這固然與權力集中、官僚機構膨脹的現狀相關,但同樣是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自律的學術共同體來主導學術評價,管理部門的越俎代庖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我們要做的不是繼續抱怨行政主導的危害,而是要找到可行的替代方式。

  量化的問題也是一樣。以發表的數量或論著被轉載、被引用的次數,來判斷一個學者的創造力及其成果的價值,其好處是清楚而明確,操作性強,可比度高,也便于管理。這種理念出臺的初衷,是要梳理知識生產中的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后來才被廣泛用于評估研究人員的學術業績。

  至于學術產量,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優秀學者的高產,總是學術發展的福音。可是,量化為什么會被推到極端,以至出現以字數和篇數來衡量學術貢獻的“工分制”呢? 這同樣是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自律的學術共同體來推行以學術質量為標尺的學術評價,便只有將評價的權力拱手交給偏好量化的管理部門或者是其他官辦的評估機構。

  對于“以刊評文”的合理性,我們也不宜簡單地否定。經過學術界許多年的共同努力,某些刊物取得了公認的聲譽,其審稿、用稿、編校、版式、傳播和影響力等各個方面,都有高出同類刊物的地方。由于其地位特殊,聲望較高,在這樣的刊物發表文章,自然就比較難得; 所發表的文章獲得更高的評價,也就不是毫無道理的。

  在美國史學界,《美國歷史評論》、《美國歷史雜志》等刊物,也是公認的最重要、最權威的刊物。在學術出版機構中,有些出版社擁有更高的聲望,所推出的學術著作更具可信度; 因此,把出版機構的聲譽作為判斷著作水準的參數,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可是,如果把刊物和出版機構的聲望同論著的質量完全畫等號,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我們現在遇到的更大難題是,許多學術刊物并非同人性質,也缺乏專業特色,而且遠離學術標準和規范的約束,因而不具備充分的學術信譽; 學術著作的出版則通常采取資助方式,缺少審稿環節,出版后也沒有合理的評價機制。這又怎么能充當學術評價的參數呢?

  在美國建國時期,有政治精英討論過誰能享有自由的問題。他們發現,雖然自由是人的屬性和追求,但是只有自主的人才能真正享有自由。在當時的語境中,這種說法帶有強烈的種族偏見和性別歧視的意蘊。不過,我們如果借用這種觀點來看問題,就會加深對學術自由的理解。學術共同體如果要主導學術評價,學者如果要享有學術自由,必須首先具備自律( 自主) 性。

  學術評價關乎學術的前途,關乎學者的處境,關乎學術機構的生存,其利其弊都能產生很大的后果,因而不可等閑視之。我們思考和討論學術評價機制的創新,雖然不一定能收到立竿見影的功效,更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終歸是有必要和有意義的事情。如果我們止于沉默和安于現狀,后世的學者也許會大為驚詫: 居然有這么一代學人,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曾經是如此的渾渾噩噩,無所建樹!

  作者:李劍鳴,湖南常德人,歷史學博士,曾任教于湘潭大學、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現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著有《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備注:此書不知何故,已絕版)、《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和《文化的邊疆:美國印第安人與白人文化關系史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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