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免是研究生入學的主要方式之一，優秀本科畢業生會面臨 “留本校”還是 “去外校”的抉擇。

　　高校出于理念、成本、生源等因素傾向于 “留住”本校優秀本科生，而教育部希望促進生源院校間流動鼓勵跨校推免。

　　推免生究竟應該去向何方?

　　本文將給你一些答案。

　　01推免政策的起源

　　研究生，特別是學術型研究生作為我國未來的創新型學術人才，是國家科學研究的核心儲備力量。研究生招生入學方式一直為人們所關注，是高等教育領域重要的教育政策之一。

　　“推薦優秀應屆本科畢業生免試攻讀研究生”(以下簡稱“推免”，被推免的學生簡稱“推免生”)是研究生多元招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拔尖創新人才選拔和培養的重要環節。

　　雖然最初推行時因公平性問題惹人爭議，但如今推免生已為高校眼里的“香餑餑”。統計表明，一流大學推免生的比例基本都接近了50%，部分高校的某些院系甚至超過80%。

　　我國的“推免”政策源于1951年。由于當時研究生入學只有推免一條途徑，尚無“考試”可言。真正意義上的“推免”直至改革開放后才落定雛形。1985年，教育部發布《關于做好1985年招收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全國重點高校可以進行推薦少數優秀應屆本科畢業生免試攻讀碩士研究生的試點工作”，至此拉開了推免的序幕。

　　政策推行之初，高校對推免生持謹慎、懷疑態度，以為如同七十年代初般以“工農出身”作為推免生標準，普遍懷疑其是否如統一招生考試嚴格篩選下的學生優秀。

　　政策實行兩三年后，中國醫科大學便對其1985-88級推免生與統考生的考試成績進行比較，認為“推薦免試研究生的入學質量是可以信賴的”。第一軍醫大學也對其1985級推免生與統考生的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質量進行了比較，得到了“推薦免試能夠保證入學質量”的結論。

　　02高校偏好本校生源

　　教育部鼓勵跨校推免

　　之后的10多年中，高校逐漸對“推免生是優質生源”形成了共識，各校都希望獲得優秀的推免生以提升人才培養和科研綜合競爭力。

　　由于沒有統一的標準衡量推免生質量，接收高校對于外校本科教育質量以及推薦而來的學生依然心存“戒心”，因此更偏好本校生源;同時推薦高校也擔心將學生推薦至外校容易遭到拒絕，浪費名額，因此也更偏好推薦至本校。多種因素混合使高校推免時自留比例過高。

　　為促進院校間生源交流發展，教育部2002年發布的《關于做好2003年招收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02〕13號文)中首次指出，“設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接受本校推薦免試生人數原則上不超過本校推薦免試生總數的70%，其中西部及軍工、石油、農林、礦業、地質類高校不超過80%”。

　　2006年教育部印發《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推薦優秀應屆本科畢業生免試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工作管理辦法(試行)》(教學廳〔2006〕14號文)，鼓勵推免生在不同地區間、招生單位間及不同學科間交流;禁止高校以推免為由進行本碩連讀培養和宣傳;將有研究生院的高等學校接收本校推免生的比例下降到65%(軍工、礦業、石油、地質、農林等特殊類型的高等學校不得超過75%)。

　　面對當時各校偏好接受本校學生以及學術近親繁殖現象，教育部多次發文鼓勵推免生“跨學科、跨院校交流”。

　　出于對本校推免生更為熟悉、招收本校生源成本更低、認為本校生源更優秀等原因，接收高校依舊更愿意接受來自本校、本學科的推免生，部分高校甚至出現了以留住優質生源為目的的(下有)“對策”。

　　龔楨梽等指出，教育部文件雖然在直屬高校間制定了互相推免制度，但實施中各校更愿意把條件最優的學生留在本校繼續培養，這一點被形象地表述為“肥水不流外人田”。王天鳳等認為，教育部文件只限制了設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招生本校生源的名額，未對其它高校有所限制，而未設有研究生院的高校由于招生規模較小、學科聲譽低而存在生源不足的問題，因而更傾向于將本校應屆本科生繼續留校培養。

　　在具體操作中，甚至存在硬性規定排名靠前的學生必須留校的現象。國內某高校推薦免試生相關規定中就有一條“根據綜合成績排名，位于前70%的‘推免生’優先進入本校;不愿意留本校的，取消其推免資格，從后30%中遞補。”

　　更有某校研究生院在總結招生經驗的文章中明確指出，要在本科生中做足宣傳工作，引導本校優秀本科生報考本校碩士點，提高本校推免本科生的比例來獲得更多“優質”研究生生源。

　　針對高校千方百計留住本校生源的舉措，教育部于2013、2014年連續發文(教學廳〔2013〕8號文，教學廳〔2014〕5號文)，強調“推免工作提倡不同高校學生交流融合，激發學生創新活力，鼓勵學科交叉，推動復合型人才培養”，指出“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本校推免生報考其他研究生招生單位”、“要充分尊重并維護考生自主選擇志愿的權利，不得將報考本校作為遴選推免生的條件，也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限制推免生自主報考”。

　　面對教育部的相關政策，高校“留住優質生源”的行動開始向入學階段轉移。近年來高校與學界再次興起了一股“本碩博貫通式培養”或“本碩貫通式培養”的浪潮，文科、理科、工科、農科等學科領域內均有學者探討如何建設本研一體貫通式培養模式。大部分方案都指向于，自本科招生時起就對學生有所區分，篩選優秀學生進入“本碩連讀”或“本碩博連讀”班級，在本校以較短學制修得學士和碩士學位。這一建議在學生時間成本和財政成本方面似乎很有吸引力。

　　上述分析表明，教育部和高校推免生“保內”還是“保外”的政策和教育實踐之間長期存在矛盾。

　　教育部站在人才培養和人才發展角度，努力推動高校間的學術交流，促進人才流動，但相關政策的理論基礎和實證證據并不牢固，缺乏說服力，也被高校認為侵犯了自己的辦學自主權。高校出于對高質量和充足研究生生源的考慮，認為本校、本專業本科生的學術基礎深厚扎實，傾向于接受本校推免生。

　　教育部政策基于校際間的流動有利于人才發展和學術創造的假設，高校則秉持學術研究要深挖精探、“師門”一脈相承的“傳統”。

　　那么，站在本科、碩士、博士高等教育的系統視角，究竟如何才能更好促進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是鼓勵學生在不同學科、不同高校和學術環境間的流動而具備學緣異質性，抑或是支持人才在本校熟悉而缺乏挑戰的學術環境和領域繼續深入挖掘?“本碩連讀”或“本碩博連讀”的“本研一體”模式在理論和實踐層面是有價值的探索嗎?

　　03學緣異質性

　　全口徑院士教育成長路徑分析

　　為了解答上述困惑，本文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培養出的全部院士成長歷程進行分析，基于實證數據探究拔尖創新人才教育成長路徑。

　　研究對象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及在中國接受了本科教育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統稱“院士”。之所以增加“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因為改革開放后大批優秀本科畢業生赴美留學，在成長視角下其本質與上世紀50年代留學蘇聯類似。

　　據中國科學院官網，截至2019年2月，中國科學院共有院士1370人(780健在+590去世);據中國工程院官網，截至2019年2月，中國工程院共有院士1070人(857健在+213去世)，但官網公布的工程管理學部院士人數為33人，實際頁面呈現58人;符合條件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30人。以上共計2495人。

　　在2495名院士中，24人是工程院跨學部院士;34人既是工程院院士，又是科學院院士，如王選、張光斗，吳良鏞等;4人既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又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調整后，我們研究的總院士人數為2495-24-34-4=2433人。

　　在2433名院士中，本科畢業于1949年后的院士共1778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有1068人。

　　因此，本研究將對上述1068名在新中國接受全部、或部分高等教育、具有研究生學歷的院士樣本展開分析。

　　我們把院士中本科、碩士、博士教育階段在不同高校學習定義為具備學緣異質性，其中包括本科在兩所高校就讀的、本質上是轉學經歷的學生。

　　在有效樣本中，僅取得碩士學位(未取得博士學位)的院士276人，其中本科與碩士就讀于相同院校的有100人，占36.23%;就讀于不同院校而具備學緣異質性的176人，占全體樣本的63.77%。

　　在1068份有效樣本中，未取得碩士學位而直接獲得博士學位(直博)的院士共有243人，其中本科與博士就讀于不同院校而具備學緣異質性的有225人，占92.59%;就讀于相同院校僅18人，占7.41%。

　　在1068份有效樣本中，先取得碩士學位、后又取得博士學位的院士有549人，其中本科、碩士、博士均就讀于相同院校而不具備學緣異質性的僅86人，占15.64%;本科、碩士同校，博士不同校的有115人，碩士、博士同校的有136人，本科、博士同校的有8人;本科、碩士、博士分別就讀于三個不同院校的有204人。

　　整體而言，在同一所學校接受了完整學歷教育而不具備學緣異質性的院士極少，僅204名，占全部有效樣本的19.10%;具備學緣異質性的院士共864名，占80.90%。很大一部分人在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學歷階段至少經歷了一次環境轉變，更有很多人經歷了兩次轉變。

　　除了院士履歷相關數據外，多名院士對早年求學生涯的回憶也印證了學緣異質性與創新間的密切關系。

　　案例

　　中國科學院院士翟中和晚年回憶自己在蘇聯的求學生涯，當時蘇聯遺傳學分為對立兩派，他所求學的教研室主任和他的導師分屬于不同派別，他分別從兩派中都汲取了養分。翟院士坦言，“這對我后來的學習非常有幫助，我很支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他認為接觸不同的學術思想有助于自己在學術道路上的發展。

　　中國工程院院士傅依備先后在四川化工學院、列寧格勒大學化學系和列寧格勒蘇維埃工學院核化工專業(核燃料處理工藝專業)學習，1960年5月獲得副博士學位，最后才轉往其有所成就的研究領域。

　　也有不少院士認為，成就自己的關鍵在于就讀于不同學校期間跟隨過多位不同的優秀導師。

　　案例

　　中國科學院院士梁敬魁在回憶錄中說，“在我不同的求學和工作初期，知識淵博、誨人不倦的老師給我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期間深受老師高尚品格、學術精神的熏陶影響，受益終生。為我以后在學科交叉領域從事研究工作，順利完成科學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中國科學院院士李洪鐘也認為，他在學習和科學研究道路上先后在太原工學院、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學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期間遇到楊貴林、郭慕孫和格雷斯(J.R.Grace)三位優秀科學家導師，使得自己的研究始終處于科學前沿。

　　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忠范在吉林工學院、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學習，先后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并在東京大學分子科學研究所作博士后。博士生導師藤島昭先生使其受益匪淺，成了他研究的轉折點;博士后流動站的導師井口洋夫先生又一次刷新了他對科學的理解，使其獲得了從事交叉學科研究的勇氣。

　　04學緣異質性與拔尖創新人才成長關系

　　的初步分析

　　學術流動與學術創造力相關的第一種認知邏輯

　　上述實證數據表明，作為我國的拔尖創新人才群體，絕大部分院士具備學緣異質性，經歷了跨院校的學習，具備從多個院校獲得的廣闊學術視野和研究經驗。院士回憶錄作為生動的質性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學術流動與學術成就間的關聯。

　　在不同地區、不同院校求學，有助于學生獲得多方面、多元的知識和理念;跟隨不同方向、不同理念的導師學習，使個體避免了單一教師或教師群體長期反復訓練所形成的學術觀點的遮蔽，避免陷入長期反復訓練所形成的“范式陷阱”。

　　上述實證數據同時意味著，如果學生的學歷教育在同一學校完成，學生成長為拔尖創新人才的概率將大幅度降低。也可以說，學生的學歷教育在同一高校完成很可能大概率“消滅”拔尖創新人才，這一點是學術流動與學術創造力相關的第一種認知邏輯。

　　另一項研究以我國229名青年長江學者為研究對象，也發現多數學者在本、碩、博教育階段具備學緣異質性，分別就讀于三所院校的學者進入學術職業發展期開展獨立科研的時間最短;不同校際間的流動、留學經歷通過多樣性的教育模式、學習氛圍，利于學者在成長階段汲取新的思維方式，形成新的知識結構。

　　香港大學學者霍頓(Hugo Horta)2013年針對學術流動與學術生產力之間的研究，發現個體學術生涯早期流動經歷與其終生的學術行為、學術產出密切相關，缺乏流動會帶來學術生產力低下。同時他還發現，只“流動”一次與不“流動”者之間學術生產力的區別并不明顯，進而呼吁學術流動應該貫穿研究者的整個學術生涯，教育政策應當關注于“縮短”學術“近親繁殖”的時間與其他可能。

　　上述文獻從不同角度昭示著校際流動以及由此形成的學緣異質性對于拔尖創新人才成長以及創新的重要作用。

　　學術流動與學術創造力相關的第二種認知邏輯

　　認知心理學認為，人類頭腦中的知識按照“意義”組織在一起，相關性高的知識在大腦中被存放地更“靠近”，而相關性低的知識存放地“更遠”。

　　個體每接受一個新知識，就會在腦海中激活一片新神經元，圍繞核心概念形成一個聯結的節點。當個體今后再接受了相同(或相近)并相互印證的知識時，就會在已激活神經元的附近延伸出去，再激活更多神經元并建立聯結通路，擴大原有的節點范圍，這一過程非常類似范式的強化。

　　當個體自發建立了A知識與B知識之間的邏輯聯系時，大腦中的A片神經元與B片神經元之間便會形成一條通路，即A節點和B節點形成了新的聯結。當兩片已經激活的神經元非常臨近時，個體便有可能在這兩片神經元中建立通路。聯結通路的建立不源于對外在知識的吸收，而在于對已有知識的重構。

　　創新往往就發生在未知領域的知識重構與原本并無聯系的節點之間聯結通路的建立過程中。

　　從這一視角來看，校際流動的意義就在于幫助個體建立更多神經通路。

　　在同一所學校、同一個領域深入學習，固然有助于大腦源源不斷地激活更多的神經元，使該節點聯結的神經元在原有基礎上不斷增多，半徑不斷擴大;

　　但在校際、學科之間流動方能使個體從不同的切入點看待同一現象，跳出原有知識架構范式的束縛，在相近之處激活原本無聯系的神經元以促進廣泛通路的建立。這一點是學術流動與學術創造力相關的第二種認知邏輯。

　　學術流動與學術創造力相關的第三種認知邏輯

　　學術流動與學術創造力相關的第三種認知邏輯呈現于機緣、瞬間等因素在人才成長中可能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本研一體”的非學緣異質性教育制度安排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思路是線性的，即希望學生從本科開始就找到自己的“志趣”，從此沿著自己的理想一帆風順地成為我們想要他們成為的那種人。

　　但事實上，人的志趣、理想乃至人本身，終其一生始終在發生著變化和發展，在不同時期會面臨不同的機遇和挑戰。

　　機遇、瞬間、頓悟等似乎非理性的重要因素，在成長中發揮著理性被局限而不能發揮的重要作用。只有變化的環境和學緣異質性才能增加這樣的機緣。“線性思維”是天真和未經審辨的、想當然的，并不符合人才成長規律。

　　05愈發嚴重的現狀

　　“保內”風氣盛行

　　目前，我國高校推免現狀不容樂觀。

　　各高校出于生源、招生成本等方面方便的考慮，又受“加強基礎，深入挖掘”等“天真”理念影響，往往傾向于招收本校推免生。加之近年來高校科研任務越來越重，“雙一流”評估壓力增大，高校對于“研究生勞動力”的需求日益增長。本校研究生自大四起便可作為研究助手參與工作，本校推免生“好用”、“好上手”，致使“保內”風氣愈演愈烈。

　　2016年9月，A大學被指“以各種名義占用上百個普通推免名額，變相要求學生報考本校研究生”，光明網對此評論，認為此舉源于“一些高校視生源為利益，千方百計想要留住本校學生，讓生源的流動板結化，也讓高校的‘學緣’構成趨于單一化。”

　　從高校流入構成(高校接收學生的生源學校結構比例)來看，B大學2018年擬接收推薦免試研究生共計3120名，其中碩士生2195名，博士生925名，來自全國162所高校，其中來自B大學本校的免試碩士生795名，免試博士生242名，共計1037名，占全部名額的33.24%。2019年擬接收推薦免試研究生共計3322名，其中碩士生2174名，博士生1148名，來自全國173所高校，但其中來自B大學本校的本科生共有1092名，占全部名額的32.87%，包括免試碩士生772名和免試博士生320名。

　　從高校流出構成(本校學生去往其它高校的結構比例)來看，C大學2018年本科畢業生中選擇國內升學的共有1438人，其中留在本校的有1274人;碩士畢業生中選擇國內升學的共有523人，其中留在本校的有469人，在1961名選擇境內升學的學生中有1743名選擇了本校升學，比例高達88.88%。根據就業質量報告，D大學2018年畢業生中共有2162名本科生被錄取為境內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研究生，其中留在本校的有1757人，比例為81.27%。E大學2018屆本科畢業生國內升學去向最多的高校也是自身，832名選擇國內升學的本科生中557人選擇了本校，占66.95%。

　　2010年國務院印發《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強調人才對我國的重要性，人才乃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截至2014年底，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約為8114萬人，仍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資源第一大國的地位。但與總量第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頂尖科技人才嚴重不足，直接導致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弱，很難在世界范圍內真正展開競爭與合作。

　　對此，部分學者近年來再次提出了“本碩連讀”等“本研一體”培養模式，以求縮短學制、提高人才培養效率，應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中國現階段人才培養方面所面對的特殊需求。

　　東南大學等高校在其一流本科教育行動方案中，也將“本研一體”作為戰略明確提出。“本研一體”培養模式縮短了學制，讓學生更早地接觸科研，也避免了本科最后一年的“空窗期”，似乎提高了人才培養效率。

　　但“本研一體”卻限制了學生的校際流動，使學生在其學術生涯早期接受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同一院校，這對于拔尖創新人才成長而言是巨大的危險，是學生和高校尚未知覺的危險。“本研一體”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思路是一種線性的“天真”思路。

　　“本研一體”培養模式是基于我國當下“雙一流”高校學生大部分本科畢業后會選擇升學，并且境內升學大部分情況下選擇本校的現狀提出，但這樣的現狀，恰是需要特別去改變的。

　　06結論與政策建議

　　促進拔尖創新人才成長

　　要把學生推出去

　　基于院士成長學緣異質性的分析表明，在本科、碩士和博士期間，學生在不同高校之間流動對于拔尖創新人才成長具有重大意義。

　　從這個視角出發，對于即將推免的學生或者選擇報考研究生學校的學生而言，人生選擇的標準更加明確;對于期待培養出更多拔尖創新人才的高校、對于推薦和接受推免生的高校，對于拔尖創新人才特別緊缺的國家而言，教育政策清晰明確。

　　取消“推薦”程序，賦予學生更大的選擇自由

　　首先，對于學生而言，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間的校際流動和由此形成的學緣異質性，能夠使自身成長環境發生變化，帶來不同的信息、知識和多元視角，這有助于思維發展和學術能力的持續增進，避免單一學術視角的遮蔽。

　　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每所院校都有特色學科和研究方向，都有具有學術個性的學者，學科差別相對院校差別更加重要。因此，對于有著成長為拔尖創新人才抱負的學生而言，無論選擇“保研”還是報考研究生，其目標高校選擇的視野不能局限于本校，必須選擇其他高校才能增加自己的成才可能。

　　國家宏觀教育政策和高校微觀教育政策，都應賦予學生更大的選擇自由。

　　部分高校之所以能夠要求學生必須“保內”才能獲得推薦資格，核心就在于推免生選擇自由受限。長遠而言，取消“推薦”這一程序而賦予學生更大的選擇自由、注重“錄取”單一程序的管理，是值得探索的重要政策方向。在這一方面，學生的選擇自由和生涯教育是政策執行關鍵。

　　一流本科教育一定要把學生推出去

　　其次，對于“雙一流”和一流本科教育建設而言，增加畢業生的學緣異質性意義非同尋常。

　　如果期待本科教育培養出更多拔尖創新人才，那么在推免和畢業教育環節，核心任務是幫助學生認識成長規律，對其他高校的學科、學者進行介紹以幫助學生擴展學術眼界，從而把學生推向其他高校和學科，這與傳統觀念距離甚遠。

　　這意味著，假設某高校本科教育參與了教育部拔尖計劃2.0項目，本科教育也獲得了很高生均教育投入，該校也采取了國際化、本科生科研、小班研討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致力于建設一流本科教育，但如果該校要求學生推免“保內”而使學生在碩士期間大部分留在了本校，那么該校未來很難培養出許多拔尖創新人才，也不可能成就一流本科教育，前期投入和努力很有可能付諸東流。

　　因此，一流本科教育一定要把學生推出去。

　　高校應接收更多“跨校保研”學生

　　此外，為了實現“雙一流”目標，高校研究生院和各學科都應當制定政策，不接受或者少接受本校本科生繼續在本校、本學科繼續讀研，這一點也與“常識”相距甚遠;只有從其他高校吸引更多優秀研究生生源，該校才可形成生源學緣的多樣性氛圍，才可能在研究生期間培養出一流人才。

　　為保證本校研究生優秀生源，高校應以更開放的心胸接受來自其他院校的學生，使得研究生學緣生態保持多樣性。

　　為此，高校在研究生學科和學者宣傳、開放的暑期學校建設方面，需要做出更大努力，力求擴大規模、提高質量，促進有效的師生互動，幫助其他高校學生了解自己。

　　同時，“本碩連讀”等“本研一體”培養模式與上述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理念背道而馳，其價值存疑、危險性凸顯，相關實踐需要慎重。

　　教育部推免政策要努力實現自由與強制的有機統一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校際流動可以促進拔尖創新人才成長。

　　在充分增加和保證學生選擇自由基礎上，在尊重高校學術自由基礎上，教育部推免政策要努力實現自由與強制的有機統一：

　　賦予學生更多和更大的選擇自由;

　　同時，在學生、高校對拔尖人才成長規律的認識尚未到位、高校“保內”風氣盛行的當下，教育部從“錄取”單一環節入手，嚴格限制高校“保內”錄取名額，并增加相關宣傳，使學校了解研究生學緣異質性對于一流本科教育和“雙一流”的重要性，使學生了解校際流動對于成長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選擇自由，避免高校依然懷揣著“生源保護”的心態而阻撓學生在升學階段合理的校際流動。

　　07討論

　　本研究以院士成長經歷學緣異質性的實證分析，探索校際流動與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之間的緊密聯系，鼓勵學生在升學階段跨校就讀而獲得學緣異質性，鼓勵高校跨校招收研究生而形成研究生學緣的多樣性生態，進而否定了“本研一體”模式的研究和教育實踐價值。

　　但本研究仍然有以下不足：

　　首先，本文選取的實證數據為院士數據，雖然為全口徑數據，但院士所包含的往往是理工醫科等學科拔尖創新人才，缺少人文社科拔尖人才成長樣本。

　　雖然本研究傾向認為，工科、理科和人文社會科學在創造性人才成長的知識論本質方面具有相似性，因而在人文社會科學創新人才成長方面，學緣異質性同樣具有積極意義，但以上判斷仍有待實證研究支持。

　　其次，人文社會科學創新人才的成長相對理科工科而言可能具有獨特規律，特別是勞動在促進“實事求是”方面的獨特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建國后在科學研究方面，大學和科學院系統長期科教分離。以上世紀90年代“211工程”為標志，大學才開始大規模從事科學研究，科教融合才有所改善。這段歷史是否較為顯著地影響了院士的成長和培養規律，值得探索。未來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完善，隨著院士數量增多，相關規律值得繼續驗證。